南方丝绸之路泛指历史上不同时期四川、云南、西藏等中国南方地区对外连接的通道，包括历史上有名的蜀身毒道和茶马古道等。据英国人哈维的《缅甸史》、霍尔的《东南亚史》等著作记载，公元前2世纪以来，中国的丝绸、茶叶从缅甸经印度到达阿富汗，远及欧洲。南方丝绸之路的东线为从四川经贵州、广西、广东至南海的“牂牁 道”，或称“夜郎道”；南方丝绸之路的中线为从四川经云南到越南和中南半岛的交通线，历史文献记载为“步头道”和“进桑道”；南方丝绸之路的西线为从四川成都经云南至缅甸、印度，进一步通往中亚、西亚和欧洲地中海地区“蜀身毒道”。世界中心的不断转移，是地缘政治的权利转移。经济的不均衡增长导致了财富的革命，政治必须为经济拓展更广阔的发展空间。“南方丝绸之路”的提出，是基于以四川为重心，分布于云南至缅甸、印度地区内，出土了大量相同的文化因素的文物。这些文化因素，其时代早于经中国西北出西域的丝绸之路。因此便称这条由四川为起点，经云南出缅甸、印度、巴基斯坦至中亚、西亚的中西交通古道为“南方丝绸之路”。

南方丝绸之路既是民间商道，同时又是使节往来、朝贡贸易、文化交流、宗教传播的文化通道，还是中央王朝得以维系上下关系的政治通道。南方丝绸之路经过不断发展完善，成为一条贯通东西南北的大通道，道路不断延伸，如网状遍及周围各地，通过马帮的运输，川、滇的丝绸、茶叶得以与中亚、西亚和欧洲进行交易。

司马相如（公元前179—公元前118年），字长卿，故乡为汉巴郡安汉县（今四川省蓬安县），落籍在蜀郡成都。少年时喜好读书击剑，因仰慕蔺相如的为人，故改名相如。司马相如是我国汉代著名的政治家、思想家和辞赋家。班固称他为“蔚为辞宗，赋颂之首”，鲁迅先生在《汉文学史纲要》中也说“武帝时文人，赋莫如司马相如，文莫如司马迁”。将其与著名史学家司马迁相提并论。并认为相如“不师故辙，自摅妙才。广博宏丽，卓绝汉代”。在中国文学史上，司马相如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。司马相如身上体现着国家利益至高无上的精神，司马相如文化的精髓是大一统思想。在汉武帝即位之际，司马相如以《子虚赋》《上林赋》成为鼓荡大一统文化中国的梦想者和策动者；在大一统文化中国形成的过程中，他再以《谕巴蜀檄》《难蜀父老》成为大一统文化中国的践行者和宣传者；在大一统中国形成后，他又以《封禅书》成为大一统文化中国的礼赞者。即使在大汉如日中天之时，司马相如在赋中提出的“明天子之义”“正诸侯之礼”，反对“奢侈相胜”“荒淫相越”，具有强烈的警戒意义。他的著述和行为体现了维护国家统一，反对国家分裂，反对各自为政的爱国主义精神实质，对国家和民族具有重大意义。他反对因循守旧，力主改革创新，至今仍是我们学习的宝贵精神财富。

司马相如在梁园作《子虚赋》，因乡人狗监杨得意的推荐得汉武帝召见，作《上林赋》，因以为郎，受到武帝的信任。两次奉使西南，作《谕巴蜀檄》与《难蜀父老》，两篇政论准确地宣示了汉王朝的旨意，对开发西南夷作了政策上和理论上的阐述，安定了民心，取得了开发西南夷的成功，对开通南方丝绸之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。汉以前，在四川西部、南部和云南、贵州一带居住着一些少数民族，被统称之西南夷。“秦时尝破，略通五尺道，诸此国颇置吏焉”（《汉书·西南夷两粤朝鲜传》）。西南夷地区早在秦王朝就设置郡守官吏进行管辖了。西汉初期，中央政府和西南夷地区联系较少，出现了短暂的空白。汉武帝建元六年（公元前135年）东越（闽越）出兵攻打南越，南越请求汉政府支援。汉武帝派大行令王恢率军队攻打东越。事情平息后，王恢派番阳令唐蒙去南越，通报有关情况，借以显示汉王朝的兵威。唐蒙因问蜀贾枸酱之事，产生了开发西南夷的设想，并上书汉武帝说，“诚以汉之强，巴蜀之饶，通夜郎道，为置吏，易甚”（《史记·西南夷列传》）。唐蒙的建议得到了汉武帝的采纳，“乃拜蒙为郎中将，将千人，食重万余人，从巴蜀筰关入，遂见夜郎侯多同。蒙厚赐，谕以威德，约为置吏，使其子为令”（《史记·西南夷列传》）。唐蒙率领巴蜀的吏卒千人，并征发了万余人转运辎重，增加了百姓的负担，在当地百姓中引起了不满和骚动，而唐蒙为此亦用军兴法诛杀了为首者，更使得“巴蜀民大惊恐”，人心浮动，地方不安。汉武帝闻听这种情况，采纳了司马相如的建言，“乃使相如责唐蒙，因谕告巴蜀民非上意”（《史记·司马相如列传》），司马相如到西南后，乃作《谕巴蜀檄》一文。文章先用对外征讨的声威和虽被征招而无隐患来震动和安抚人心，为皇帝本意辩解，并分析唐蒙和地方官吏的责任；再树边民为榜样，以当官享乐传名来规范和开导百姓，并在对比中寻过责怪巴蜀吏民；最后说明作者意，要求及时传达。总之，维护皇帝，斥责官吏，开导百姓，扬威以慑之， 示安以慰之，示范以规之 ，示利以导之，寻过以责之。纵横辩说，思维严密，策略周详，全盘平衡，运用权术，有礼有节。由于司马相如的帮助 ，终使唐蒙打开了通南夷的道路。“是时邛，筰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，得赏赐多，多欲愿为内臣妾，请吏，比南夷”（《史记·司马相如列传》）。川西地区的少数民族首领看到南夷与汉通的物质好处，又主动请求内附，要求中央政府像对待南夷一样为之置吏。汉武帝征求熟悉西南夷情况的司马相如的意见，司马相如回答说：“邛、筰、冉、駹者近蜀，道亦易通，秦时尝通为郡县，至汉兴而罢。今诚复通，为置郡县，愈于南夷”（《史记·司马相如列传》）。司马相如认为四川西南地区道路易通，汉以前就曾经是中央王朝的郡县，只是汉以后才废弃，因而极力主张设郡置县，开发邛、筰等川西地区。于是，汉武帝派遣司马相如以中郎将的身份再次出使巴蜀，并为他“建节”，置副使，“驰四乘之传，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夷”（《史记·司马相如列传》）。司马相如针对当时“蜀长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为用，大臣以为然”的情况，写了《难蜀父老》一文。文章托言难蜀父老，实际上是驳朝廷重臣的错误认识，坚定武帝开发西南夷的信心。文章先概述凭强盛国力平定边境的胜利形势，是全文的背景。紧接着提出批驳的靶子：开发西南边境难成、损民、无用。主体和重心是批驳——先指出开发西南边境具有促进民族融合，事关统一大业的重大意义，是总批；接着指出并用大禹·治水为例证明创大业、立殊功的普遍规律，驳“难成”“损民”，劝武帝效禹立非常之功，永传之名；再通过颂扬武帝采纳远见卓识的议论（指自己的主张），开创大业，垂范万代，指出开发西南夷是当务之急，是消除混乱、和睦民族、拯救百姓、统一祖国的伟大事业，将使中外更加安乐，驳倒“损民”“无用”；又用形象的比喻，批评死盯着创业开始时的忧患，看不到正迈向成功，享受安乐的趋势的短浅见识，驳倒“难成”；最后设蜀人诚服，表明自己主张正确。文章高瞻远瞩，很有说服力，文中用边民的怨言和渴望作论据，动情入理，很有雄辩性和说服力，赞颂武帝采纳远见开创大业，促进武帝听取自己的意见，坚定开发的信心，委婉而有力。经过司马相如这一番解释，巴蜀民众终于明白了通西南夷的意义，表示“百姓虽怠，请以身先之”，来支持司马相如通西南夷的主张。邛、筰、冉、駹、斯榆等部族首领都自愿称臣，请求内附。撤去了旧时的边关，打通了灵关道，在孙水（安宁河）修建了桥梁，通往邛都。司马相如在此设置了一个都尉，十多个县，都归属蜀郡管辖。

开发西南夷，自汉武帝开始，一直就是汉王朝的基本国策。这既是出于汉王朝大一统的现实政治的需要，也是促进民族融合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。司马相如两次出使西南夷，写下的《谕巴蜀檄》《难蜀父老》两篇流传千古的政论文，阐述了中央王朝开发西南夷的必要性和可行性，使相如文化中大一统的思想弘扬光大，名垂青史。成功彰显了司马相如卓越的政治才干，为汉中央王朝开发西南夷地区做出了积极贡献，司马相如也成为运用大一统思想开通西南夷的践行者，成为开边功臣。

司马相如“以非常之人，然后做非常之事，成非常之功”的“非常”精神，不用军事力量而用相如文化宣扬政令，说服吏民，开通西南夷，开拓南方丝绸之路，用相如文化大一统这种精神主张，启发和唤醒巴蜀民众不畏艰险，开拓创新。开通西南夷，不仅是地理中国的统一问题，更重要的价值是文化中国的认同和维护国家统一的问题。司马相如用文化促进了大中华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，促进了西南地区各民族文化向中原文化的凝心聚力，对“一带一路”中的南方丝绸之路的开拓有深远的影响。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，如三星堆出土的海贝、象牙、大溪文化的海螺，茂汶和重庆涂山出土的琉璃珠，都不是本地所产，而是来自印度北部地区，这些都充分证明巴蜀先民与南方世界有所交通和交流。汉武帝时，张骞在大夏发现邛竹杖和蜀布的轶事，也说明巴蜀到印度（古身毒国）再到中亚、西亚早就存在一条物流通道。南方丝绸之路是一条始于先秦，盛于汉唐的商贸通道，由多条主干道和支干道组成的商贸道路网络系统，同时也是一条民族迁徙的走廊。从政治上看，统治者要把自己的权威达于各地，因此需要开发这样一条通道；从军事上看，为了军队的进入和军事物质的运输，也需要开通这些道路。司马相如以文化为魂开通的西南夷，对中央政权统一西南地区、巩固西南边陲，促进民族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有重要历史作用。汉武帝开发西南夷，司马相如功不可没。西南夷的开发成功，足以证明相如文化的核心大一统思想的广博宏丽。相如文化大量宣扬大一统思想，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，又践行了大一统思想，对当时的影响是深远的，对当今“一带一路”的影响也是巨大的。南方丝绸之路开通以来内接中原，外连南亚、东南亚，是佛教南传、藏传、本土宗教的交汇地，独特的地理位置，杂居交错的民族聚落，构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，是中原文化、藏传文化、东南亚文化及当地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。

南方丝绸之路是多国、多地域、多民族文化的碰撞和融合、排斥和·吸收，是混合体而不是单一的民族特产。转运不同时空的丝绸、茶马，一路适应、融合，最后移植生根，在不断地适应中变迁，不断的创造再生，将圈内圈外国内国外的文化勾连融合，浑然一体。南方丝绸之路的历史意义和价值意义是世界性的，它具备的文化个性和创造精神不可替代，这种创造性是南方丝绸之路的开放精神和大一统精神的必然产物，沿线文化是南方丝绸之路沿线族群的民族文化精粹的集中表现，是该路线民族文化的标志，是大一统整体性的象征。南方丝绸之路文化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上，已渐渐转型为象征精神，沿线旅游、博物馆、茶叶丝绸交易等，无不是以相如文化和茶马文化为内核的发展开拓，而这些也必将随着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实施继续传承和发扬。我们深入挖掘相如文化的大一统的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，以“苞括宇宙”的博大胸怀，“控引天地”的开拓精神，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坚定的文化自信，谱写与新时代相匹配的新的伟大篇章。